鉴于此，温家宝总理于2003年6月20日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随后一些城市的收容遣送相关条例和制度也陆续废止。
这一组合规定具有极强的反腐针对性。这一反腐思路非常重要，可以在干部成长过程中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干部选拔上真正做到良币驱逐劣币，使清廉有为的官员获得充分的晋升与服务人民的机会，有效堵截腐败分子的官运和财运。
在申报事项上，该通知明确规定了如下内容：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个人收入、房产、投资等。从完整的法治反腐逻辑来看，申报在制度功能上只是对官员的一种远程威慑，主要效用在于敲山震虎，给腐败边缘的官员以及时提醒甚至悔过自新的机会。该条一般性地规定居民个人的申报义务，以形成国家外汇管理的常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却有着巨大的反腐价值。 官员财产申报历来被视为反腐利器，也是我国打造反腐制度之笼的重要着力点。
对官员的个人申报，该通知规定了抽查核实机制并根据核实结果采取了如下的法律责任梯次配置：第一，一般性行政责任，即对于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这样，行政法规修订与党内规范性文件要求紧密配合，就构成了官员财产申报的更加严密的制度之笼。出处:《南风窗》2013年第16期 进入专题： 法院 。
弹劾案发生后，马歇尔和其他联邦党人法官也进行了反思，在司法活动中自觉收敛党派立场，渐渐向中间派靠拢，成为宪法守护神，而不委身党派利益，最终成就了美国司法机关这一百年老店，成为美国政治的稳定器，长期雄踞最受民众欢迎部门之首。杰斐逊愤怒地说：联邦司法机关是一伙专挖我们联邦大厦墙角的地道兵，相当狡猾……那个狡猾的首席大法官，精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操纵法律，而其他要么懒惰要么懦弱的法官也默许了他。面对法院的处处作梗，一位共和党员写信给杰斐逊，提议说除了使当前的司法机构停止运转，推倒重建，别无他法可以让这个糟糕的系统走上正轨。 前不久，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免，取而代之的临时总统是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
然而，众议长发起的8份弹劾文件都未获通过，共和党议员中也有相当部分投了反对票。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离任前，在全国范围内突击任命了一大批联邦党人为法官，还任命了他的国务卿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试图制衡接任的共和党总统杰斐逊。
栽在法院手上的总统不止穆尔西一个。或许他们深知，如果不能实现长期共存，总统和法院之间的战争将没有胜者。这一行动引发全国律协和反对党的全国抗议。在其他一些案件上，联邦党人法官的判决也常常拂逆杰斐逊。
这样的法院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机会对总统构成威胁。总统与法院之间的战争不止发生在当代的转型国家，在美国历史上也上演了很长一段时期，尤其是在建国初期。该案在杰斐逊看来，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但马歇尔竟然以证据不足判联邦政府败诉，并且调侃了政府在收集证据上的无能。穆尔西与法院之争，最终胜出的是获得军方支持的法院系统。
在分权体制下，法院一向被认为是最不危险的部门，个中原因，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给出了很浅白的解释：法院手上既没有钱袋子，也没有枪杆子，也不会滥用司法审查权。穆尔西在短短一年执政时间里，多次与法院发生冲突，先是无视最高宪法法院解散人民议会的判决，后来又指责法院里有穆巴拉克残余，去年底又发布总统令，规定法院不能推翻总统的决定，导致法院罢工。
杰斐逊和马歇尔这一对冤家已然给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一方是居功至伟却隐忍的总统，绝不敢逾越法官独立的禁区。如果今天有哪个美国总统敢贸然像杰斐逊一样评价大法官，或者发起弹劾大法官，轻则民望下挫，重则反受弹劾。
这个提议在当时受到了众议长的赞同。杰斐逊毕竟不同，他和华盛顿、亚当斯并称 独立三杰，享有巨大威望。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的政坛滑铁卢之一就是解除了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乔杜里的职务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于是，1957年上半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的彭真同志提出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惜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个动议也沦为孤独呐喊。，越是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地区越小，越容易召开会议，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职能，由人民委员会（即政府）行使。
综上而论，地方人大行使立法权仅为满足民主正当性之需，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而言地方人大立法则有力不从心之感。3）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可以改变撤销同级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决定，这一规定事实上保证了地方人大在相同调整事项上的立法高于同级人大常委会，从而逻辑上使得地方人大可以规制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空间。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7部法律。30年的实践证明，地方人大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权限的划分方面一直是纠结不清。
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承担起了繁重的立法任务。宪法、立法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修改基本法律，并制定普通法律。
人民委员会既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后的常设执行机关，又是政府，其所带来的问题便是，当政府舍弃建国之初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意识形态引导下的高度道德自觉进入国家管理的日常之治，既有权力不断膨胀的危险，更有因管理与被管理角色分配而导致的与公民利益矛盾，此时若无一个对政府工作进行经常监督的机关，而听任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无疑既不能树立政府本身的公信力，又会影响人大自身权威的型塑。加以地方性法规实行不力、权威性极度缺乏的状况，地方人大立法必定陷入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状态，人大代表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素其实完全不敷立法实际之需。地方人大一般一年召开一次会议，如此会期制度下，如果让地方人大进行经常性立法活动，则必然使得立法严重滞后于实践之需。彭真亲担主任之职，并提出当前的工作就是加紧制定7部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因为当时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均没有立法权，治国思路上官方对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动员方式有强烈的路径依赖。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人大 立法 。
社会治理所需的规范主要仰赖于政策供给。主观和客观要素都决定了立法不可能在大会期间得到审慎讨论。
但立法法却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未作任何区隔。立法法之所以未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限进行划分揆诸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中国采行一级多元的立法体制，乃为兼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展的需要，但法治统一为其目标所在。
立法法第6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第三、现代立法为保证立法的品质，通常会设定精致的立法过程，在不同的立法过程控制之下最终达致立法宗旨的实现。根据有关统计，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90%以上的地方性法规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到了1965年，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动议再起，提出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方面对此也取得共识。
县级以上地方设立常委会，是一个重大改革。第四、现代立法事务日趋专门化和专业化，为了弥补立法机构专业知识的缺陷，上世纪域外很多立法机构纷纷为其成员配置立法助理。
多人云集的地方代议机构要么陷入众声喧哗议而不决的困难境地，要么是沦入集体失语指望他人的公地悲剧。1979年5月17日，彭真专门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关于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有三个方案：一是用立法手续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
其原因在于： 第一，地方人大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立法权限划分不明。从1966年8月到1974年12月，长达八年之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竟然没有开过会，地方人大由革命委员会代替。
